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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妞笑一个,不算剧透

时间:2019-09-21 16:17来源:港台明星
看完《让子弹飞》,罗列几句。不算剧透。 没看过的人估计看不明白我说啥。 把《让子弹飞》视为一则革命传奇绝非牵强附会,在30年代的中国,东方还没有红透,太阳还没有升起,“

看完《让子弹飞》,罗列几句。不算剧透。
没看过的人估计看不明白我说啥。

把《让子弹飞》视为一则革命传奇绝非牵强附会,在30年代的中国,东方还没有红透,太阳还没有升起,“张麻子黄四郎斗法”的连台好戏在井冈山和鄂豫皖几乎天天上演。那是中国革命史的“旧约”时代——大救星尚未进入政治局,而虔诚的信徒们手无寸铁,只能在刑场上面对屠刀引颈就戮。因此,彼时彼刻的革命是“很黄很暴力”的,尚未有一套堂皇的话语遮蔽其凌厉粗豪的草莽气息。即使是在九十年后的今天,即使是姜文这个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自己,在搬演这段历史时都不愿过于招摇——他把一个民国十八年的故事放在了民国八年予以讲述,无非是为了把这些过于残酷的图景与土地革命战争撇清干系。但是,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那时的陈独秀还只是个在街头发传单中年愤青,毛润之还在图书馆里做出纳,哪里会有出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广泛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故事?

在大理玩儿,坐上出租车,蹦地收到一条短信“评一下《让子弹飞》,没看懂。”我就一直惦记着。

关于会飞的子弹
1,子弹就是民愤。
2,天天打麻将的民,不一定不愤。
3,但是民无枪杆子,就算敢愤,也一定不敢反。
4,在日积月累的压迫面前,就算有了枪杆子,民也未必敢反。
5,想看结局吗,那必须要让子弹继续飞一会,让民继续地愤。

事实上,《夜谭十记》不过是一个空马甲而已,《让子弹飞》序幕上的“原著”一栏,应该打出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然要用红色字,以及狂草体。

回到深圳,抱着爆米花在大荧幕前仔细地看完,发现这个并不是一个好说的活儿。文艺一向是政治的戏子,妞儿可以给大爷笑一个,这回是反过来,而且还能通过审查,大爷的心情真是好。

关于枪和印
1,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造反的真理。
2,匪出身的人,才知道枪杆子应该怎么用。民是不懂的。
3,印怎么用,看似只有官知道,但其实匪也知道。只有民不知道。
4,枪和印之外,本来官民匪之间还应有个鼓,但它不是长草了就是滚了。
5,冤鼓本来应该是民用的,但有时候会被走狗拿来当工具。

熟悉革命史的人一眼就看得出,张牧之就是红色革命家,黄四郎就是地主土豪,至于弃暗投明的马邦德却暗示着:即使在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党的统战工作也从未中断。说的再透彻些,那个用刀子拉开肠子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凉粉的小六子,那个被敌人打成了筛子吊在空中老二,将来都是要在烈士陵园里入土的。在《让子弹飞》里,姜文用一个个NC-17级的血腥镜头生动地演绎了“为什么战旗美如画”的道理。

 

关于人
1,不要小看土匪,能革地主命的,出身都不是民,原来很多都是正规军。
2,再贪财和怕死的人,也有真性情,也会因为婆娘的死而痛苦和仇恨。
3,店小二这样的民无论选择面向哪支枪,其结局都一样,打手和师爷也是。
4,女人需要两把枪来对人和对己,但其实都是为了梦,这点男人无法理解。
5,会站出来闹革命的,都不是正常人。
6,打鼓助威的都是白面小丑,但白面小丑也有美人和追求。

因此,当《新闻联播》的郭志坚先生为该片充斥着“脏话(国骂)、血腥场面和性暗示”而捶胸顿足时,他似乎忘记了革命导师多年前的谆谆教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而他担心电影会给青少年正在成长的身心“注入一股非理性的冲动”时,也应该记起领袖说过:“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很清楚,革命本身就是一段NC-17级的铁血岁月,你又如何能指望姜文把它拍得像《新闻联播》一样老少咸宜?

东洋情节

关于历史和将来
1,辛亥革命后的既得利益派,和热血流尽后只能上山的英雄,有本质区别。
2,革命前后都一样,集权暴力只会富其本身,虽然也会削弱富民,但屁民更惨。
3,靠暴力得来的地位都很豪奢,但不会长久,靠浪漫主义情怀的正好相反。
4,从买官鬻爵的封建历史里开来的火车,最终也会开进现代。
5,当历史的车轮滚向现代,英雄和他的主义却只能孤独地跟在后面,像个影子。

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就是“碧血横飞,浩气四塞”,就是“十月一声炮响”,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而革命传奇,就是一群人拿起枪并用枪改变世界的故事。所以,“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不是传奇而是谎言;只有“要有光,先开枪”才能让革命者们怦然心动。他们要的是荷枪实弹地砸烂旧世界,这一点毛说得最好:“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姜文的骨子里有很深的东洋情节,很多细节可以看出来。
“剖腹”“介错人”“短刀”“长刀”还有搞笑的“黛玉晴雯子”。

其他
1,沟通非常重要,无论是师爷的嘴还是山匪的哨。
2,哪怕职业是山匪,也要在翻山越岭的本职之外,有别人无法复制的吹哨的能力。
3,如果你的能力在嘴上,千万别让人伤着你的嘴。
4,讲故事节奏很重要,启承转合未必只适用于八股文。
5,这故事男人看和女人看打分肯定不一样。

因此,不要再把姜文导演欲罢不能的嗜枪癖与弗洛伊德的生殖器隐喻拉扯在一起了,姜文是军队大院里走出的导演,他对枪的嗜好更可能直接来自导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惊世箴言。在《让子弹飞》里,张牧之给鹅城带去了公平,不是因为他冒充了县长,而是因为他手上有枪,手下还有一帮惯使枪的弟兄。不如此,怎能做到“站着,还把钱赚了”? 他劫火车、进鹅城、打碉楼、杀黄郎,一应事务皆“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只要一枪在手,世界就能日新月异地变,事情就能多快好省地办,还有什么比“枪杆子里出政权”更贴切地解释这一切?

孙中山在革命的低潮时期,多次去过日本。或者避难。查了一下辛亥的历史,二次革命失败的时候,年轻的宋庆龄从美国回来,也是与家人在日本团聚。日本,哺育了很多初期革命者的不顺遂。

其他的想起来再写。补充在我博客上。sendaikyo

必须注意的是,在鹅城,子弹横飞,但子弹从来没有乱飞。就像麻匪和庄丁穿着同样装束混战一团,麻匪毫发无伤,庄丁却全军覆没。这不仅仅意味着麻匪技高一筹,也意味着麻匪的子弹是长眼睛的,它能够辨忠奸、识善恶、分敌友。它们似乎懂得“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的道理。按照马邦德县长的话说,每个被麻匪崩掉的人都是“欺男霸女,死有余辜”。

想必孙先生也是姜文的偶像,可以从事一场完美的革命,从此改变历史。

枪不是用来抢钱的,也不是用来复仇的,枪是正义的化身,它要改变秩序、带来公平,麻匪们要用“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高超射术换取鹅城美好的明天!

 

鹅城不是一座金库,像马邦德期望的那样;鹅城也不是黄家碉楼的外院,像黄四郎坚持的那样。鹅城是一座抽象的城市,它的社会关系暗合着《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基本要义。张牧之理解了领袖思想的精髓,鹅城对他而言只有两类人——穷人和富人。在这里,钱划分了人群,钱也定下了规矩,按照这个规矩,不管谁对谁错,卖凉粉的孙守义都得给黄家团练教头磕头。张牧之知道钱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把鹅城人分成了富人和穷人;但他也知道枪的力量更大,因为它能把鹅城人分成活人和死人。鹅城的故事说到底,就是张牧之用枪改掉了黄四郎用钱定下的规矩。在鹅城,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就是神枪手与守财奴的较量。鹅城不再是“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鹅城,而是“红旗卷起农奴戟”,革命就是乾坤易位、阴阳倒转,就是财大气粗的武举老爷向卖凉粉的孙守义下跪磕头。

在姜文这里,“枪杆子”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它是美学意义上的。可以说,这部枪声迭起、子弹横飞的电影就是姜文对其精神之父毛泽东思想的艺术演绎,在这里,他把“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哲学成功地换算成“让子弹飞”的暴力美学。枪杆子里出的岂止是政权?它既出了“公平”、“正义”,也出了金银、女子!枪杆子是姜文的阿拉丁神灯,枪声一响,就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处处都有神迹,冤鼓响,恶人亡,正义伸张,妓女从良,金银财宝从天降……

枪,这是姜文一个喜欢的因素。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被姜文放大运用,做为男性的象征,征服和反抗的象征。这是个人的声音。

但是问题是,枪杆子创造了这个世界,枪杆子也在参与这个世界的运作。在这里,县长断案用枪;妓女从良用枪;连上床睡女人都得开了保险调情当前戏——枪是搭建世界的梁木。那么人民呢?姜文告诉我们,人民就是一群裸着上身的男人,他们时而看着冤鼓追着卖凉粉的跑,时而躲在墙后看武举人磕头,时而趴在桌子上看恶霸欺负自己老婆,但是只要给足了钱发足了枪,他们就能冲进黄家碉楼里打砸抢烧。对人民而言,革命就是有人把金银装进布袋砸他们的窗户,你收了金银,就不能再为窗玻璃划破的脑袋喊冤叫屈。张牧之在用枪启蒙他们,但是当他放着枪大吼别下跪的时候,他们却站起来、挺着胸膛喊青天。他们自由了吗?解放了吗?没有,他们的所谓自由解放不过是在枪声的威慑之下摆出的pose而已。你看到了他们挥动拳头,但看不到他们两股战战的腿,因为历史的图景已然被革命精英精心修饰过了。张牧之曾对黄四郎算账的方法不以为然,他说“钱是钱,人是人”。在这里的人只包括六子、老二、师爷和夫人,并没有卖凉粉的孙守义和那个无辜受戮的替身。对姜文而言,枪弹是戏的主角,而像孙守义和替身这种人连配角都不是,它们只是一些道具而已。或许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对那些站在城门楼上挥手的人而言才是美好的。

到了《让子弹飞》,姜文选用了让观众更好接受的枪声,爆鸣在耳边,穿梭,嗖嗖地,在大厅。这首先是一种视听快感,揭开来,是枪的元素的变形。

当黄家碉楼被群情激奋的民众洗劫一空时,一个光头跑到张牧之跟前说“这两把椅子归我”。却原来,革命的梦想其实就是阿Q的梦想,革命建造起的世界就是一个“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世界。我想那些民众抢光了金银,抢光了家什,肯定也抢走了风流俊俏的黛玉晴雯子。最后,散尽钱财的麻匪们大功告成去了上海。在过去正统的电影里,他们会去延安,但是延安固然是革命圣地,上海才是革命的归宿地。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后,你是愿意在宝塔山下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还是愿意在浦东高喊让糖衣炮弹来的更猛烈些呢?所以,延安只是个过路站,一个战士还是有去霓虹灯下当哨兵的梦想才行!

我DANG的革命理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发动群众,暴力革命。这个理论最终胜利,证明“打土豪,分田地”就有洪水的力量。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本身永远都是残酷血腥的自然主义图景,而革命的艺术却是在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绎自身。因为革命者们搞艺术创作,是要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描绘一个乌托邦胜景——他们既要用浪漫主义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美到了极致,又要用现实主义告诉人们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姜文的电影既不是浪漫的,也不是现实的,它是一阙阙超现实主义的破碎镜像——既华美,又荒诞。在这里,一个民族的噩梦封印在一群革命子弟的青春记忆之中,他们的青春时代成了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革命已成如烟往事,从枪杆子里飞出的子弹,穿过几多敌人的胸膛,终于落地了。再飞,就是在梦境中,在小说里,在电影上。

洪水压抑不住,历史就要重演。

如今,那座由父辈用枪炮打下的城市“已完全改观”,它“成为一个崭新、按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不知不觉中,革命从最初的社会学,演变成了之后的军事学和政治学,最终它成了文学和美学。但是经历过《太阳》惨败的姜文,已经懂得了文学、美学的消费主义价值,他懂得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也懂得一部不瘟不火的青春文艺片攻不下物欲横流的贺岁片市场。所以《让子弹飞》的子弹破空之声从头响到尾,这动辄数亿的票房终归是要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麻匪

这是产生众多视听趣味的一个环节,因为很多事情要在一张面具的遮蔽下才有意思。亦兵亦匪,兵也可以是匪,匪也可以变兵。你方唱罢,“手枪队队长”就变成了“张麻子”。

做匪是自由的,可以狂欢,可以喝酒,可以泡妞,可以劫小火车。最关键的是,他的生动的,非主流的,大势下的对立面。

一切革命的雏形,都是匪。

《建国大业》,回到我们的最初。破棉袄,半根蜡烛,一盘子大葱,一盘子大枣,众人高歌。

匪气溢然。

有了思想,有了自律。就可以成革命的队伍,否则就成座山雕了。

真的去过西柏坡,膜拜了一下。当年的窑洞,当年的小院子,当年的那颗枣树,当年的“进京赶考”开会的地方。

最快乐的时候,大概就是匪转正的时候。

 

在剧场里看杨丽萍的《云南意象》里面也有一个鼓的环节。解释说,鼓是生殖崇拜的一种,鼓代表女性,而鼓槌代表男性。

周韵片头打鼓的那一段,很帅气。而片中她又是“花姐”,打鼓,这是女人对男人的宣战,也是女人对男人的诱惑。片中一句,“还是城里的女人白阿。”看起来,还是诱惑多一些。

 

绅士

“东洋三年,西洋三年。”东洋情节凸显之后,该是西方了。你会发现片中的匪很绅士。
首先是视觉效果很好看“我见过土匪,没见过练块儿的土匪。”老三,老……黝黑的肌肉,非常好看的身材。

再加上姜文一出场,白衬衫,小马甲。精致,绅士。

一嘴金牙,那是恶霸。

雨中的一场戏,姜文全身白洋装出场,后面随从亦是小领结,西装,拿着黑雨伞,一排站在雨中。

主角给侧面光,人物便显得立体。绅士的匪,这是像《教父》致敬,向《七武士》致敬。

黑泽明在日本电影节被喻为“天皇”,因为他电影本身的浓重个人色彩和雄性荷尔蒙。姜文这般,就像宁财神说的,“他的时代到了。”

 

还有很多因素可以说,譬如说汤师爷的人物多面,譬如说“枪在手,跟谁走”,这个,真是太大胆了……

 

姜文成熟了,从《鬼子来了》被禁,《太阳照常升起》的叫好不叫座,想必他思考了更多,思考了更加如何“站着把钱挣了。”

事实证明,他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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